文化新闻王希 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

文化新闻 2020-05-22114未知admin

  原标题:王希 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

  方纳的著作《烈火中的: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获 2011 年林肯(Lincoln Prize)。 图为方纳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办公室,右前方的林肯头像是林肯的品之一。

  对许多读者来说,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不需要太多的介绍。他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在美国史领域耕耘近60年,著述甚丰,在学外影响深远,获无数,其中包括普利策历史著作和两次班克罗夫特最佳美国史著作。

  方纳教授在北大做系列。

  2017年3月,方纳教授应大学“大学堂”计划的邀请,文化新闻前来北大做美国史系列,分别讨论了早期美国中的奴隶制问题、黑白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以及重建时代的,本书前四篇文章便是这次系列的中文译本。随后收录了方纳所著主题与北大密切相关的另外两篇文章:第一篇勾画了美国人围绕“谁是美国人”的问题在历史上进行的辩论;第二篇审视了美国“”的概念在21世纪初的演变。附录部分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方纳教授20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为他的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致辞,其中提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为首次发布,十分珍贵;另一篇记录了方纳教授两次向北大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的过程,展示他为北大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作出的另外一种贡献。与方纳教授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创作的辉煌学术相比,本书略显单薄,但浓缩了方纳学术的精华。大家小书——使用简洁的文字,讲述复杂的历史,深刻的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做学问的境界,《19世纪美国的遗产》正是如此。

  [美]埃里克·方纳:《19世纪美国的遗产》

  王希 编译

  大学出版社

  一“方纳热”

  方纳第一次来华是在2000年,以美国历史学会在任的身份应邀到国内五所大学,但那次访问主要界史和美国史学者中引起较多的关注。2002年《美国的故事》中文版出版后,国内许多读者开始了解方纳。他的通史著作《给我》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之后,读者激增。十七年后再度来华时,方纳发现自己在中国已经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北大的场场爆满,许多听众只能席地而坐,更有学生地将每次译成中文通过网络与人分享。北大和的前沿学者张帆、汪晖、钱乘旦和等教授分别主持了他在北大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北大历史学系为他的来访联合了研讨会,数十位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学者北大,分享研究,并与方纳对话。北大人文科学研究院不仅为方纳提供了优质的办公,还精心安排了他与北大学生的座谈会。期间,方纳还应邀到六所高校(东北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大学和党校)做,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他的两部近著的中译本。一时间,从南到北,出现了一股“方纳热”,有人甚至将之与一个世纪前美国哲学家杜威(也曾是哥大教授)访问中国时引起的轰动相比。

  美国史学界也有自己的“方纳热”,始于1970年。当年,27岁的方纳发表第一部专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讨论美国内战的起因,挑战传统的史学解释,一鸣惊人,引发了第一波“方纳热”。此后,每隔几年他便有一部重要专著问世,而每部专著都给史学界带来一次“方纳热”。2016年年初,为办理邀请手续,北大请方纳寄一份学术履历。57页的履历如期寄到,用极简文字写成。我大致数了一下,从1965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起到2015年截止,在50年里,方纳一共出版26种学术专著和编著,发表专业论文209篇,还撰写了上百篇书评和评论,并应邀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做学术和473次。履历没有列举他最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他一共培养和指导了75名美国史博士,其中多人已是美国和世界各地高校的知名教授。桃李满天下,对方纳来说,是一份实至名归的荣誉。更高的荣誉则是来自同行的一致认可:方纳曾于1993年、2000年和2005年分别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美国历史学会(AHA)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SAH)的会员直选中当选。对任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来说,能在这三大专业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当选都是一种终身荣誉,而能在这三个组织中都当选的,唯有方纳一人,充分说明学界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2001年我在《美国的故事》的译跋中写道:方纳的成就与才华“时常被历史学界视为一个不可重复的故事”,但事实上“方纳的学术生涯并非一个故事,而是一个天赋与勤奋、继承与发展、与创造之间完美结合的故事”。今天重温这段文字,我依然觉得它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有机会重写,我会补充一句话:方纳的成就与成功还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是方纳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运动在此时进入,“新史”方兴未艾,美国的美国史研究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具有一种激进、的视野,提倡,致力于推动,鼓励新一代历史学家以诚实的态度和由下而上、多元互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美国的过去,为一个追求更为平等、更具有包容性的美国建构一种新的人文知识基础。这是美国人文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难得的伟大时代,我们今天的“新美国史学”(New American History)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也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有这个伟大时代的存在,更因为方纳的学术生涯与这个时代相伴而行,他获得了一个持续书写“天赋与勤奋、继承与发展、与创造之间完美结合的故事”的机会,并因此成为新美国史学的一位开拓者和人物。

  时代并不自动地赋予任何人注定成功的机会,对方纳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方纳在起步时拥有一些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出生于纽约市知识家庭,父亲(Jack Foner)和叔父(Philip S. Foner)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本科在哥伦比亚和大学就读,博士论文得到史学名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指导。但换个角度看,这些“优势”也完全可能是一种“负担”。事实上,从投身史学研究开始方纳就同时肩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史研究的传统:一种是“老”的传统,另一种是“主流”美国史传统,前者是他自幼从父辈的教育和写作中习得的,后者则贯穿于他的本科和研究生训练过程。两种传统对美国历史有不同的解读,各自内部还有更为复杂的分野和冲突。此外,正在兴起的“新史”也对新一代历史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样,从一开始,方纳的学术创作注定要在一种多重史学传统交错、交锋的背景中进行,而他的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也决定了他的学术创作不可能是对某一传统的全盘继承或,而必须是一种基于多种传统之上的创新。

  二“旧瓶新酒”的起步

  创新的雄心在方纳写作第一部专著《土地、劳动、人:内战前党的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土地》)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部著作的基础是方纳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两卷本博士论文,其研究起源还可以追溯到他的本科论文。《土地》力图解读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内战前夕北部分散的力量为何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迅速联合起来赢得1860年总统和选举,从而成功地了南部奴隶主借联邦将奴隶制扩展到美国西部的。从选题到材料的种类,这部著作看上去都是一部标准的“主流”美国史传统训练下的作品:研究的是美国史的经典问题,研究焦点放在政党身上,虽然“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在同时代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寻觅到这种范式的痕迹。方纳曾提到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对南部奴隶制的研究方法激发他希望“对北部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做一种类似的剖析。但《土地》在问题意识和识见上却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在方纳之前,学界关于内战起因的讨论已有数代人的积累,各种“学派”交替登场,从运作、经济冲突、州权意识、选民的族裔构成等不同角度来解释内战的发生,但极少将奴隶制问题当成一个核心问题来考虑,也很少采用思想史的径。方纳决定挑战这种状况。他选择从北部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入手,先是厘清构成党的北部派别的起源与,然后追踪和梳理这些的演变与交汇,从中整理出最终将它们联合在党名下的共识——对“劳动”价值观的推崇与捍卫。方纳认为,党在内战前政党重组中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它将奴隶制及其对体制的带入到全国的辩论中,党的人物有效地利用了“劳动”的思想,在北部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不仅将分散的北部派别统合起来,还将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成为一场针对国家基础和立宪原则的定义之争,而当南北之争转变成体制与制度的决斗时,双方不再具有任何的余地,内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青椒时期”的方纳 ——1970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授课。

  《土地》给沉闷、老套的内战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史学界的反响热烈,不光是因为它的研究扎实、见解精辟和写作精致——这些均是霍夫斯塔特史学风格的特征(霍夫斯塔特在同年去世),也不光是因为它出自一位极富才华的“青椒”之手,而是因为它带有一种前所未见的、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性。方纳的研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了奴隶制、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北部的动员与内战发生之间的复杂关系,解释了为何北部在分享蔓延全国的种族主义的同时还能建构起一种反对奴隶制的共识的原因。他的将奴隶制问题放到了对内战起因讨论的核心,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内战所蕴含的反奴隶制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围绕“”所产生的分歧。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显示了对“”(劳动者的)和“平等”(所有美国人在上的平等)的追求始终是美国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将内战与运动联系起来。在思想性方面,方纳无疑是得益于来自“老”史学传统和风起云涌的运动的影响。在“老”史学传统中,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方纳对此十分熟悉。而运动中南部白人对旧种族秩序的顽强坚守不仅出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严重撕裂,而且促使方纳这一代知识更深刻地美国价值观内部存在的巨大矛盾。方纳后来回忆说,“对于我们这样从小在‘老’家庭长大的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情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他早就从父辈那里了解到被主流传统过滤掉的美国历史,并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运动的发生也赋予他一种感,激励他去探讨内战时期美国人是如何围绕奴隶制与体制展开争论的,并19世纪的反奴隶制斗争与20世纪的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回过头看,《土地》有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意味:研究径采用的是“主流”史学的范式,但问题意识却深受“老”史学传统的影响。在研究径上,方纳并没有照搬“老”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方,而是基于美国历史的发展,将党的意识形态界定成为一种“意识”,其中包含了北部普通的“、价值观、恐惧、、反思和意志”等。《土地》的贡献远不止将反对奴隶制和思想史放回到内战史研究的核心,而同时也为美国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新空间:它历史学家去关注19世纪不同种类的运动与反奴隶制运动之间的联系,关注“”与“平等”之间的联系,关注“”思想本身的演变(这一点最终将在《美国的故事》中得到透彻的描述)。方纳的著作还有力地了传统的政党史研究,扩展了19世纪美国“”概念的内容,了美国中“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本土性。

  三发掘“有用的过去”

  《土地》是方纳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也赋予他继续创新的信心和机会。博士毕业后,方纳破格留校,开设了哥大历史系第一门美国黑人史课程,希望将被过滤掉的“有用的过去”带入到“主流”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中来。这样做是对运动之后的新美国的一种回应,但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因为他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包括黑人学生的“”(后者认为黑人史应该由黑人学者来教)、传统课程设置的抵触(课程设置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基础知识的结构和训练)和教材的缺乏等。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黑人史学起源于20世纪初,但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影响,在运动之前,即便是受过正规训练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学家也一直无法进入“主流”学界,能够开设黑人史课程的大学屈指可数,黑人史教材几乎是一片空白。运动的发生凸显了黑人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当时黑人史的研究不多,尚未形成声势,在这种情况下,方纳首先需要做的是将与黑人史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献编纂成册,作为教材,带入到课堂中。1970年和1971年,他编辑和出版了《美国黑人的过去》和《纳特·特纳》两部黑人史读本,为正在起步的黑人史教学提供及时的帮助。方纳希望这些读本不但可以帮助白人了解黑人的历史,还能够纠正传统主流史学对黑人历史的深刻。他在选取文献时,注重强调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的主体性、黑人社区的建构和黑人思想的内涵,力图呈现黑人历史的丰富性以及黑人史与美国史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方纳的另外一个更深的用意则是通过读本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美国历史正剧的“演员”纳入到专业研究和教学中来。在《美国黑人的过去》的前言中,方纳写道:尽管美国黑人在美国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多数美国白人却一直认为黑人是没有历史的,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他们曾经是奴隶这一事实;他的读本则希望“”,从正面的角度来呈现非裔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今天,非裔美国人史学早已成为美国史研究的“显学”,方纳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功不可没。

  与非裔美国人史教学的努力密切相关的是方纳对美国“激进主义”(radicali)传统的研究,后者在方纳看来也是被主流史学“过滤”掉的重要的美国历史传统。60年代风起云涌的运动令许多保守派感到十分恐惧,但对方纳来说,对旧秩序的挑战和,哪怕是诉诸激进方式,并非外来的“非美”思想和行为,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种美国传统,值得历史学家将其当成“有用的过去”来发掘。1974年,当他应邀参加霍夫斯塔特纪念文集的写作时,他选择了重建时代激进党人撒迪厄斯·斯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作为题目,打响了他在重建史学中的“”的第一枪。传统史学将斯蒂文斯视为重建中的一个狂热的激进派,而方纳认为,斯蒂文斯是重建时代的最具远见卓识的者,因为他敢于提出启动联邦为获得解放的黑人分配土地的经济重建方案,虽然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得到采纳,但它代表了一种对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从表面上看,方纳对斯蒂文斯的研究似乎了他的导师霍夫斯塔特的一个观点——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捍卫是美国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如果仔细阅读,人们会发现方纳的写作不是证明美国资本主义的根基如何,而是力图呈现美国历史上提倡用力量来推动经济的激进思想传统。

  这一时期方纳对激进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研究应该是1976年出版的《汤姆潘恩与时期的美国》(以下简称《潘恩》)。“主流”史学通常因其激进思想和行为将潘恩在美国“国父”的行列之外,方纳则希望为潘恩“”,恢复其在美国思想历史上的核心。在准备《潘恩》一书的写作时,方纳曾到英国一年,在那里受到英国劳工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和新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awm)等人的影响,并从美国新劳工史领域的领衔学者赫伯特·戈得曼(Herbert Gutn)的写作中获益甚多。他于是改变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将底层的意识纳入到研究范围之内。虽然《土地》与《潘恩》都属于思想史的作品,但后者在研究径上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是传统的思想史与新史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该书通过梳理潘恩思想在美国和跨大西洋世界产生与的过程,凸显了潘恩为美国作出的关键贡献——从思想上将殖民地争取的斗争为一种创造新国家的斗争,展示了中下层对潘恩创立的话语的重要贡献,也描述了潘恩的思想与语言对中下层的化要求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完成《潘恩》一书后,方纳还为卡托研究所出版的《关于的文献》一书编选了从美国到内战时期的“激进个人主义”文献。种种迹象显示,当时的方纳似乎希望梳理美国激进主义的传统,并证明这种传统的正当性和美国性。在这一点上,方纳与传统学派和“老”传统都保持着清楚的距离。他反对将激进主义视为“非美”和“反美”的传统,也套用“老”的意识形态透镜来解读美国激进主义,而是希望从美国历史自身来发掘和梳理激进主义的传统。这个时期的写作与思考无疑对他后来创作《美国的故事》做了重要的知识铺垫。

  四重建“重建史学”

  帮助方纳将上述几个主题——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激进主义传统——起来、融为一体的是《重建:未完成的(1863—1877)》的研究与写作。重建是美国在内战之中和之后在秩序、经济秩序、种族关系和功能发生历史性转型的时期,其过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自19世纪末起就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方纳在中学时代曾对历史课老师讲的重建史观提出质疑,老师给他一个在课堂上讲述重建史的机会,讲完之后,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对他的“重建史观”表示支持。这件事对少年方纳很有触动,进大学后他立志要写一部重建史。但真正给予他机会的却是来自“主流”学界的邀请。1975年,方纳收到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的邀请,请他为哈珀出版的“新美国国家史丛书”写一部重建史。这样的荣誉通常保留给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资深历史学家,方纳没有多想便接受了邀请,并打算用两三年时间在现有学术的基础上写一部综述性的断代史。但开始研究之后,他很到任务并不轻松。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众多不同的重建史学传统,尤其是如何处理重建史学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唐宁学派”(Dunning School)的传统。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美国进入阶段的时候,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多年的经营与传承,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甚广的学术门派,在学界外的大众记忆和大众文化中也很有影响。该学派将重建视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和“”时代,认为党人出于惩罚南部退出联邦行为的动机,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温和重建计划,错误地将选举权赋予了黑人,强制性推行激进,结果导致种族关系紧张、丛生,虽然最终白人夺回了州,但南部却经历了一场灾难。在运动兴起前后,历史学界分别出现过“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对唐宁学派进行和对重建进行重新解读。“老”和黑人史学也曾对唐宁学派提出过反驳——著名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1935年出版的巨著《黑人的重建》就是对唐宁学派的一种正面挑战,但因为原因,这些挑战都未能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运动之后,“新史”和黑人史开始兴起,重建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史研究,但它们研究分散,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总体意义的新重建史观来与“唐宁学派”的重建史观抗衡。处理史学史问题的困难让两位资深历史学家望而生畏,退出了这个项目的写作。

  但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重构一套新的重建史叙事。如果新的重建史只是对现有重建史学传统的梳理和综述,其史学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运动的发生及其——包括19年《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的立法、联邦为实施这些法律而采取的行动、南部黑人因重新获得选举权而给南部带来的巨大改变等——都生动地演绎了一个世纪前的重建。如何对第一次重建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如何将重建与运动的关联性呈现出来,这是方纳面临的挑战。所以,他认为写作重建史不仅是一种学术任务,还是一种“任务”(political task)。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和重建史观,而两者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原创性的原始材料研究,所以任务的艰巨性远远超出最初的设想。

  1978—1979年在南部的档案研究帮助方纳建立起了信心。在这次研究中,方纳在南卡罗来纳州历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百多箱重建时期该州州长收到的来信档案,里面包含了大量来自基层黑人的信件。这些信件所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用方纳的话来说,它们记录了重建时期发生在南部基层的“乌托邦般的希望、破碎的梦想、的行为、争取人类的英雄行动、种族隔阂、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合作”等情况。这个发现给他极大的,他随之走遍了南部各州的档案馆,获得了重建时期黑人的大量一手史料,其中多数是历史学家从未使用过的。与此同时,他也对不同传统的重建史学史进行抽丝剥茧式的阅读和提炼,对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重建是一场将奴隶变为的现代化运动——尤其重视。深入的档案研究和对现有的全面梳理对方纳的构思起了关键作用,也帮助他找到了将新史、激进主义传统、黑人史和联邦国家转型结合起来的书写框架,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重建史观:重建是美国内战之后进行的一场激进的、具有意义的,它的核心问题是界定从内战中获得解放的黑人的地位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决定着美国“的新生”的内容和范围,非裔美国人在重建中扮演了积极、重要的角色,而重建时期建立的强调平等的主义秩序也成为20世纪运动和的基础;所以,重建不是美国历史上的灾难和悲剧,而是美国的第二次建国实践,其立法结构和从中产生的国家治理经验,以及黑白合作的种族关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种宝贵遗产。依循这些思,方纳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研究。1983年出版的《除了一无所有:奴隶解放及其遗产》讨论了内战后南部和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并将之与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的奴隶解放进程进行了比较,对黑人获得选举权和联邦国家角色的转换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将黑白党人在奴隶制废墟上建立的跨种族称为是“19世纪世界的一场令人惊奇的()试验”。在同期发表的一系列专论中,方纳对重建时期基层黑人的背景、思想与行为进行详细讨论,既驳斥了“唐宁学派”将黑人统统斥为的说法,也纠正了“修正学派”对黑人进行粗糙分类和过分抬高的做法。在评价黑人和能力方面,方纳与杜波伊斯等左翼学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反对将重建时期的黑人视为一种脱离美国和历史语境的“”,而是强调黑人是美国本土的演绎。

  1988年出版的《重建:未完成的(1863—1877)》(以下简称《重建》)对上述观点做了更为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论证。从结构上来看,方纳在纵横两个方面扩展了重建史叙事,他不再将重建视为一场南部的,而是将其定义为全国范围内的、意义深远的、经济和,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将前奴隶“变成的劳动者和平等的”。在这个新的解释框架下,方纳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重建史叙事,讨论了黑人如何参与重程的设置和实施,描述了部、与总统之间、联邦与州之间如何围绕黑人的地位和展开博弈,并以雄厚扎实的史料展现了南部黑人在争取经济自立和平等、创办州立公共教育、建立社区组织等方面所做的极具创意性的努力。方纳认为,重建的虽然得以实施的时间不长,但它为20世纪美国的、职能的转换、黑人与白人者之间的合作开创了先例,成为20世纪美国的运动可以利用的重要遗产。《重建》再次展现了方纳驾驭和组织史料的非凡能力。该著获得多项大,影响力长盛不衰,被誉为重建史研究的“圣经”。从方的角度看,《重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史研究的基层转向,促使历史学家将眼光放在基层黑人群体之上,观察他们如何和习得意识,如何运用体制去争取和捍卫。这个被方纳称为“化”的命题对黑人史和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极富性。

  方纳在1993年出版的《的立法者》则记录了重建时期在南部各州担任民选官员的近2000名黑人家的生平信息。这部著作的信息收集是方纳从在南部做档案研究时开始的,后来在无数的南部重建地方史研究中进行核实后才完成,耗时巨大,但它为“唐宁学派“的结论、支持新的重建史观提供了的原始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也为后来者研究重建史和非裔美国人史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五创作“”叙事

  《重建》奠定了方纳作为“新美国史学”开拓者和人物的地位。1990年,他受美国历史学会的委托,负责编写了《新美国史学》一书,为专业研究与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史指南。次年他又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约翰·加拉第(John Garraty)合编了《美国历史读者参考大全》,文化新闻将专业史学的研究及时与大众读者分享。在90年代,方纳应市历史学会和弗吉尼亚州历史学会的邀请,分别参与了美国内战和重建史的大型展览的策划与写作。这两个展览展出后,在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方纳还应邀为迪士尼乐园的“美国总统历史”节目撰写解说词,担任美国联邦公共(PBS)制作的重建史纪录片和纽约百老汇音乐剧《内战》的历史顾问,并与历史学家一起发起了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内战纪念遗址的申请活动,呼吁将内战中获得解放的奴隶进行劳动的活动作为国家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永久保存下来。方纳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与大众分享史学研究的,将正确的历史知识有效地传达给大众,但在参与公共史学实践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

  方纳卷入公共领域最深的是1994年关于美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指南的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美国学生究竟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美国历史。由历史学家和公共利益团体共同制定的“指南”希望将新美国史学的融入历史教学中,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辩论起源于80年代,与90年代国内和国际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党人里根的当选带来了保守主义和政策的复兴,冷战的终结致使国际中的意识形态两极对抗骤然停止,保守派在欢呼冷战胜利的同时,也对运动的重要——包括多元文化主义与实践——发起了全面,包括对新美国史学进行质疑。此刻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方纳,始终站在辩论的前列,为捍卫新美国史学的成就立下了汗马功劳。方纳注意到,保守派对新美国史学最为不满的是说后者过分渲染了美国历史上的“面”,了美国的光荣传统,并过分强调了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基础的群体经历,了对美国传统的欣赏和认可。在1994年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中,方纳已经提出了美国“”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的观点,但同年赢得中期选举的党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电视中声称,美国的核心内容是市场、企业、经济上不受管制的。方纳后来回忆说,正是在听到金里奇对的定义之后,他决定写一部关于美国的著作,以反驳保守派对美国的解读。

  如何写作一部能够完整表现美国的丰富内容的历史叙事,在方上,是一个新的挑战,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写成一部关于的抽象含义的讨论。方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为关键词,写一部美国人对“”的认知史和经验史。方纳认为,无论关于的哲学定义如何周到和完美,它都无法完整地捕捉到“处于历史中的个人对的体验和解释”,因为现实中的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种“贯穿于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经验”、一种的表现和对的享有,关于的讨论不能脱离和历史背景。方纳的这种构思包含了复杂的成分,既有霍夫斯塔特史学的影响(后者强调“思想”[idea]和“经验”[experience]的互动),也有他从《土地》和《潘恩》的写作中所观察的“”的多元性的影响,更有《重建》研究带给他的激励——那些被在主流叙事之外的美国人不仅拥有自己的定义,而且他们的思想最终会成为美国思想的一部分。《美国的故事》于1998年出版,这是方纳带给历史学界的又一个惊喜,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为专业史学如何与史学结合树立了一个典范。《美国的故事》以“”作为叙事主线,从“”“”“经济”和“选择”等侧面来考察不同时期的不同美国人群体对这些“”的理解和享有,并不同“”的竞争与较量。与此同时,方纳还引入了“的认知”(什么是)、“生长的条件”(对的享有如何在体制中成为可能)和“的界限”(谁应该享有)三个维度,来建构一个具有逻辑性的整体叙事,讨论不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说明关于“”的争论如何不断改变了美国“”的内涵与范围。基于这样的叙事,方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的认知:美国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思想或概念,而是一个价值复合体,其中同时包含了相互对立的价值;美国历史的每一阶段都充满了不同“观”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美国的历史也因此始终是一个“充满辩论、争议和斗争的故事”,美国的叙事也不应该是直线式的,而应该是一种“竞争性叙事”(contested narrative,旧译“质疑性叙事”);的这种复杂性和反复性也说明,美国并不是绝对的,可以给予的也可以被,一切取决于斗争的结果。

  六建构新的民族记忆

  《美国的故事》为方纳写作《给我:一部美国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其实,在方纳学术生涯起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写作通史教材之中,但他必须回应时代的。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国内形势、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令方纳这一代历史学家感到,传统美国史教学已经不能适应一个经过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洗礼的“新美国”的需要,冷战的结束和新保守主义的复兴也对历史学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美国史叙事通常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群体的历史为主体,强调“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的主题,呈现一条单向的、直线的、“从胜利更大胜利”的美国历史。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美国历史上的许多不、不和不平等现象被被过滤,一大批美国人的历史被在历史教学之外,不仅他们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得不到承认,还否定了他们对美国思想的重要贡献,制造了一种并不完整、并不完全真实的美国历史。方纳感到,“新的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美国历史知识,需要一种能为越来越多元化的美国人所分享的国家认同。这种紧迫感成为推动他写作通史的动力。

  2000 年方纳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从前任罗伯特·达恩顿(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站立者)手中接过象征学会的会议木槌。

  史学发展本身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了方纳的。20世纪后半叶,“新史”、族裔研究、性别研究、语言转向、后现代史学、跨国史等新学派不断出现,研究也层出不穷,一方面丰富了美国史的研究,同时也使美国史研究的“碎化”现象日趋严重,对通史教学造成了一些困扰,并引发了史学部的与反思。2000年方纳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后,不同,视野也更为开阔,对“碎化”问题更加关注。他在一次中提到,传统史学有一套脉络清晰的美国史叙事模式,能清楚地勾画美国发展的脉络,非常适用于通史课教学,但在新美国史学时代“如何将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准确地传达给学生,并帮助他们理解为何‘’和‘’等这些概念不断被质疑、挑战和被重新定义”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新兴学派的一些观点,方纳也不是照单全收。譬如他反对将历史叙事统统斥为虚构的说法。他强调说,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表现和叙述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讲历史仍然离不开叙事,不能只“给学生机械地罗列一大堆不带历史概念的事实和数据”。他当时希望创作一种新的叙事,能如实地反映和呈现不同美国人群体的历史经验,又能体现不同群体的历史之间、所有群体与全民族的经历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考的结果是《给我》的写作。

  《给我!一部美国的历史》(以下简称《给我》)于2004年出版,很快成为美国高校最受欢迎的美国通史教科书。《给我》虽然采用了《美国的故事》的主题思想,但在叙事结构、内容、材料和写作风格上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在时段方面,它覆盖了美国史的全部历程,从前殖民地时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并将美国史的起源提前到哥伦布发现新、欧洲帝国殖民美洲的15世纪末,这样的处理是为了凸显美国史与美洲史、世界史的密切关系,也是一种挑战“美国例外论”的努力。在主题方面,它将、经济、法律、文化、思想、和等侧面都纳入美国“”史的叙事之中,注重讨论这些侧面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部以为主线,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叙事连贯的美国历史故事。《给我》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全面、充分和细致地呈现“新美国史学”的研究,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呈现被传统史学所忽视和的美国群体的历史经验,对土著美洲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妇女、、劳工、激进派和曾被的群体等的历史予以了大量的关注,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也在该书中占有一定的,这在传统的通史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但方纳对群体史的处理不是在传统叙事的框架上添加一些装饰性叙事,而是将它们当成美国史正剧本身的一部分。所以,《给我》绝非一种“正确”的姿态,而是反映了美国史学界在认知美国历史方面的一种深刻而真实的整体转向,而方纳之所以能够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这种关注,恰恰是因为“新美国史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丰硕的,为方纳的写作提供了丰富、过硬,和可信赖的历史素材,方纳则通过《给我》将这些提炼出来,融入到新的美国通史叙事中,使其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如同先前的著作一样,方纳并没有或抛弃传统美国史学的,事实上,在谋篇布局、主题设计、内容搭配和材料取舍等方面,方纳刻意追求一种“新美国史学”与传统史学主题之间的平衡。他希望《给我》既能反映不同群体的历史经验,又能体现各群体历史经验之间的相关性和交叉性,并能如实呈现所有美国人共享的传统——对的追求。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精英人物和历史事件在《给我》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但它们不再是美国历史叙事中唯一、全部的内容;美国历史大剧的主要演员也不再只是精英人物,而是增加了大量曾被有意过滤或忘却的人物,包括力图摆脱奴隶制的奴隶、为争取选举权和堕胎权而奋斗的女权主义者、为垄断资本主义被投狱的者等。恢复这些群体的历史地位,发掘并解读它们的历史,使读者不仅能够获取更完整、更客观、更具有包容性的美国史知识,而且能够得到一种对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的新的、更令人信服的历史解读。

  在写作技巧方面,《给我》充分展示了方纳作为一个史学的技艺和风范。该书围绕“”这一主题,按时间顺序,将不同时段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起来,融为一体,构成前后呼应、具有内在联系的叙事。全书的史实多而不杂,繁而不乱,结构清晰,叙述流畅,既有细致入微的生动描述,也有画龙点睛的精辟,令人难忘的故事与的思想交相辉映,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时间、人物和思想经过方纳的点石成金的叙事安排,成了读者理解美国“”和美国历史的关键细节,时常给人豁然开朗的震撼感。方纳还为《给我》编选了《之声》文献读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选择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处在不同地位的美国人对“”的定义和解读,不仅丰富了叙事,还带给当代读者一种不可的历史联想力和对不同美国传统的欣赏。

  七伟大时代的写照

  《给我》出版之后,方纳的写作并没有停止,而是一如既往地以高产、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方式进行着。在过去十年(2010—2019)中,他又出版了三部专著,都与内战、重建和奴隶制的历史相关,其中《烈火中的:林肯与美国的奴隶制》(以下简称《烈火中的》)和《之:“地下铁”秘史》(以下简称《之》)都再现了方纳极为精湛的研究技艺。《烈火中的》处理的是内战史研究的另一经典问题——林肯在美国废奴进程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是不是大众话语中的“伟大解放者”?方纳在材料上并不占优势——因为所有林肯的材料都是公开的,但他采用的方法却是独到的。文化新闻他将林肯放回到内战时代的语境之中,详细记录和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思想和政策的变化与演进,观察林肯如何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做出反应,观察他如何与废奴主义者交往并如何从后者的立场中吸收营养。全书的文献考证丝丝入扣,令人信服。该书不仅成功地描述了林肯从一个温和的反奴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的过程,而且非常有效地再现了两种不同的激进主义传统——黑白废奴主义者和林肯——的冲突与交汇,帮助读者认识到林肯所称的“的新生”这一思想产生的过程。与《烈火中的》一样,《之》一书在史料的使用上也树立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点石成金的典范。方纳利用一本偶然发现的废奴主义者的记事本,精心求证,旁征博引,重构了美国内战之前曾秘密畅行于纽约市的“地下铁”——帮助逃奴脱离奴隶制、奔向的交通网络——的历史,为作为一种“迷思”而存在于大众记忆中的“地下铁”正名,并提供了的历史。这部著作的写作更具有故事性,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逃奴们争取的勇气和智慧,展示了白人废奴主义者的感与勇敢,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现了美国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传统。就在本文写作之际,我收到了方纳教授寄来的新著《第二次建国:内战与重建如何重塑了美国》。这是一部从史的角度来讨论重建史的研究,我相信,它将在美国学界引发新一轮的“方纳热”。

  2016 年方纳在普林斯顿大 学接受荣誉人文博士学位。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方纳曾不止一次谈到不同史学传统对他的影响。他称自己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所谓“霍夫斯塔特问题”上,即注重弄清思想、行动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关注史和史的联系,但他的学术创作却显示,他无论是在方还是在问题意识上,始终向新史、新劳工史、女性研究学习新的知识和研究思,他一直在探索如何将史学的研究与“霍夫斯塔特问题”的叙事结合起来,这也许是他将自己的写作称为“新旧史学的混合产物”的原因。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专业历史学家,方纳时刻注意区分他作为学者和作为的角色。对于“”与“学术”的关系,他曾做过一个生动的说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决定了我们对历史问题的兴趣所在——包括我自己对问题的兴趣,因为它与非裔美国人、妇女和人的历史相关——但现实只是决定一个人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不能提供问题的答案;如果你将历史研究当成是一种用来鼓吹自己()观点的垫脚板(soapbox)的时候,你的著作被下一代人读到的机会一定会大大减少。”

  这是方纳始终遵循的一条原则。他在将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在从不同的史学传统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结合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重新“发现”历史,探索和创造属于自己风格的美国史研究径。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辛苦的,下去,不仅需要出色的才华、扎实的学术功底、真诚的理想主义和卓越的智慧,而且还需要拥有一种持续进行“教育”(方纳语)的意愿和能力。方纳的学术生涯正是这个过程的真实写照。

  王希

原文标题:文化新闻王希 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 网址:http://www.ajourneywelltaken.com/wenhuaxinwen/2020/0522/58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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