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闻那件比“保6”更重要的事

财经新闻 2020-01-05151未知admin

  原标题:那件比“保6”更重要的事

  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序幕,正伴随着2020年的到来而缓缓拉开。

  这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首次火星探测任务、5G全面商用、东京等重大事件之外,2020年还是全面建成小康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正因为这样,2020年的经济增速对于能否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来说意义重大。

  为此,在2019年年末,经济学界掀起了一波经济增速“保6”的大讨论,业内权威人士各抒己见,有人力挺,也有人看淡。

  客观地讲,“保6”这件事,除了完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之外,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带动就业、稳定市场预期,并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供更大空间,这也侧面印证了其价值所在。然而在我看来,“保6”虽然重要,但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关注。

  只因P并不代表着全部。

  按照经济学教科书里的定义,国内生产总值(P)具体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这是可以用于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的通用指标。

  P的问世,最早可追溯至1929年。

  彼时,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举世闻名的“大萧条”时代随之,美国本土百业凋敝、民生艰辛,对经济与秩序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然而,美国主政者对经济萧条程度的认识,仅限于知道大概有几百万人失业、铁运输骤减、钢产量下降等零碎信息,至于国民经济全貌的详尽态势,根本无从考究,以至于在制定宏观经济相关调控决策时,宛若没有灯塔的航船。

  到了1932年,为了帮助罗斯福总统应对经济危机,美国内外贸易局经济处同国民经济研究所(NBER)的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开展了密切的合作研究;直到1934年1月4日,一份名为《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的文件被呈递给美国金融委员会,其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国民收入(NI)”——这便是P的雏形。此后的数十年里,经过凯恩斯、理查德·斯通等经济学的不断改进,这套国民经济核算和体系日趋完善,并逐渐推广普及至世界。

  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实践上看,P规模较高且增速较快的国家,往往都是发达富裕且前景可期,因此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财经新闻几乎所有国家都把追求P的快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

  在我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快速做大国民经济这块“蛋糕”成了当务之急。也正因为P这一统计指标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一系列数值变化中,领略到中国经济的崛起历程。

  从经济规模上看,至今,我国经济体量接连迈上新台阶,P由1978年的3678.7亿元暴涨至2018年的91.93万亿元,按照可比价计算,40年的平均增速逼近10%,高出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约7个百分点(参见图1)。与此同时,我国P居世界位次不断攀升,2008年超过挺进世界三甲,2010年更是一举甩开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我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8%上升至15%左右。

  从人均P上看,成就同样令人欣喜。1978年,我国人均P为385元,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变为4元;若是折合成美元来计算,我国人均P分别于2008年、2011年、2015年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和8000美元,2018年更是直逼美元,距离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上限(12000美元)越来越近,而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指日可待(参见图2)。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像我国这样连续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可谓独一无二,“中国奇迹”的美誉也因此响彻全球。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带来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强大与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而今,新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财经新闻

  某种意义上,P的一狂飙,可以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绝不是P总量越大、增速越快,综合国力就一定越强,因为除了经济的维度之外,、科技、教育、文化等因素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仅从P这一统计指标而言,有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其一,P无法反映经济增长的成本。

  亮眼的P数字背后,往往是大量的成本投入与所付出的代价,如因过度消耗而导致的资源供给日趋紧张、污染与生态正急剧恶化,等等,而这些成本并没有纳入到P的统计范围内。例如,过度砍伐树木、随意排放工业“三废”等行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出的增加与P的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森林资源减少、空气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与生态的却无法得到体现,它们不仅会导致整体福利的削减,还会掣肘未来的经济发展。

  其二,P无法体现经济效益。

  P 统计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是一种“量”的测度,至于当中的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等“质”的内涵却无法体现,尤其是那些产品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人们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P是体现不出来的。例如,更新换代很快的笔记本电脑,品质性能一代强过一代,但技术的快速进步减少了生产成本,使得电脑价格变得便宜,反映在P上却很可能是数值的降低。

  其三,P无法衡量实际国民财富变化。

  按照经济学中的收入法核算公式,P表现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总和,其中关系到国民财富的决定项只有“劳动者报酬”一个,这就注定了P的数值要远高于国民财富的实际总量。

  试想,许多厂、道、桥梁、码头的重复翻新建设,虽然会让P一再增加,但国民财富却不会有明显变化;再有,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各种物质和生命财产上的损失都没有计入P,但用于重建灾区的大量投资却能拉动P增长。此外,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从历年人均P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走势来看,前者始终高于后者,并且差距有逐渐加大之势(参见图3)。

  其四,P无法测度居民的幸福感。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终极目的必然是让老百姓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可是有研究表明,人均P的增加与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显著关系;换言之,收入较高的个人更容易获得幸福感,但在国家层面,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却不会随着人均P的增长而改善。

  这个有意思的论述最早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命运》中,故被学界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此悖论恰恰进一步了P统计的缺陷,即没能将国民幸福和满足感包含进来。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关乎到居民幸福程度的影响因素,除了收入外,还包括婚姻、健康、关系、、生活目标、气候、等一系列内容。P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全面测度居民福利的指标,诸如收入分配失衡、差距加大、保障体系完善与否、居民闲暇时间长短等均无法覆盖。对此,美联储前格林斯潘直言道:

  此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下,P的至上地位被一再强化,而在各地政绩考核过程中,P占据着极大的权重。地方主政者为了能在这场晋升“锦标赛”中胜出,都倾向于在有限的任期里想方设法地推动辖区内的经济增长,除了制定相应政策之外,还会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公品供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来提升当地的P。

  该模式虽然很好地助力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却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面对着政绩考核压力,各地不自觉地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却在一定程度上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进而间接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至此,P的局限之处尽显无遗:这是一个既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又不能反映居民福利的统计指标,只能片面地表征经济规模的进步。

  也正因为上述种种,也开始了更多的探索,试图找到一个更好的统计指标来刻画人类发展规律:

  (1)巴基斯坦前总统哈克提出的“22个家庭”说法,特别关注到了分配的不均衡;

  (2)成功组织1972年人类大会的斯特朗,关注到了监管不力的科学发展对气候、生态的不利影响,基于此,他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3)计划署的发展经济学家团队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主要包括“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及“人均国民收入”三个组成部分,该指数更关注国民福祉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4)不丹王国年轻的旺楚克国王整合了、经济发展与国民福祉,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人们在不幸福的生活方式与的前提下发展经济;

  (5)近些年,学界对于“绿色P”颇为,即关注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将资源、等发展成本纳入考虑,以此避免对真实情况的过高估计并科学决策……

  不仅如此,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了P的局限所在,而随着“新常态”的到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在发生着转变。

  在2011年3月颁布的“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到了这样一段话,标志着P地位的历史性淡化:

  “在强化对各类地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评价基础上,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评价考核。对优化的城市化地区,强化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等的评价。对重点的城市化地区,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和吸纳人口等。对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对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自然文化资源原和完整性情况。”

  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最高提出“不简单以P增长率论英雄”的论断:

  此外,在十九大报告中也特别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突出了经济增长质量在新阶段中的重要地位;而“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节约资源和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的字样,更是令人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

  种种变化充分表明,“P”的岁月正在远去,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

  不过,P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一文不值,否则就不会有本文开篇提到的经济学界“保6”大讨论。

  那么在2020年,财经新闻究竟能不能成功“保6”?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认清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放眼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当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P增速的放缓几乎是必然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更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未来增速继续放缓的局面。不过,考虑到我国经济整体的韧性十足与基本盘稳定,即便是线%也没什么大不了——要知道,美国P增速也只有2.5%左右,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其实,“保6”的剧情并不是第一次上演,早在多年以前,国内就曾掀起过一轮“保8”的讨论。

  那是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我国也受到波及。业内普遍认为,即将到来的2009年将会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而保住8%的增速也成为了业内能够接受的增长底线。而后,国家果断了一系列保增长的经济计划,如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新增4万亿投资计划、家电摩托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拉动农村消费的政策。事明,2009年我国P比上年增长了9.4%,不仅超额完成“保8”的目标,还成为了世界上经济最先回暖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看,眼下的“保6”理应不是问题,即便再困难,只要想保,总会有办法。

  可是,我们的目标就仅限于此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从长远来看,有质量的发展,要比单纯的P增长数字重要得多,就像当年的“保8”目标虽然达成,却也遗留下许多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退一万步讲,哪怕2020年终交出的成绩单是5.9%或5.8%,但在这一年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很多深层次问题的破解与改善,更由此而预见到了国民经济未来的健康优质可持续发展,这难道不是一件更值得庆祝的事情吗?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在很多时候,适当的放弃,也未尝不是另一种收获。

  本文由“苏宁财富资讯”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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